侯福才狡诈吝啬被乡亲们鄙视；不料他竟与170名日军同归于尽
在吉林省集安县榆树乡外岔沟子村，有一个名叫侯福才的富商。他以狡诈吝啬著称，连自己的女儿回娘家都不让吃一口饭。乡亲们对他的鄙视可想而知，甚至给他起了个＂猴头蘑＂的绰号。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人唾弃的守财奴，却在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日军入侵他的家园时，侯福才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决定。他究竟做了什么，竟让全村人为他送葬？为何170多名日军会和他一同葬身火海？这个曾经被乡亲们厌恶的人，是如何在最后时刻扭转了大家对他的看法？侯福才的故事，或许会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个人的价值，真的能用金钱来衡量吗？
侯福才生于光绪六年（1880年）四月，是吉林省辑安县（今集安市）榆树乡外岔沟子村人。他出身于一个满族家庭，祖上是瓜尔佳氏，属镶黄旗。在当时，八旗子弟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特别是在关外地区，他们常常成为别人嘲笑的对象。
然而，侯福才的家族却是个例外。他的祖父就是个精明能干的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靠着做些小本生意，慢慢积累了一些财富。到了侯福才的父亲这一代，家业更是蒸蒸日上。侯福才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了做生意的本领，为他日后的发家奠定了基础。
年轻时的侯福才勤奋好学，不像其他一些八旗子弟那样游手好闲。他深知知识的重要性，经常向村里的老先生请教，学习文字和算术。这些知识后来在他做生意时派上了大用场。
二十岁出头的侯福才开始接手家族生意。他起初只是经营一些杂货，后来逐渐扩大营业范围，涉足木材和药材行业。他眼光独到，总能在别人还没反应过来时，就抓住商机。比如在一次山火后，他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大量被烧焦的木材，然后巧妙地加工成木炭，竟然赚了一大笔。
侯福才的生意头脑确实过人，但他的为人处世却让人颇有微词。他做生意时极为精明，常常能用最低的价格买到最好的货，然后再高价卖出去。有一次，他用两千大洋的价格买下了一根价值万金的野山参，这件事在当地传为美谈，人们称赞他有眼光。但也有人说，他是用酒灌醉了老参客，趁人之危。
随着年岁的增长，侯福才越发吝啬。他不仅对外人如此，就连对自己的亲人也是一毛不拔。有一年，他的外甥被土匪绑架，要一千大洋赎金。他姐姐跪求了两天两夜，他硬是分文不出。这件事让他在族人中的名声彻底败坏。
尽管如此，侯福才的财富却与日俱增。到了中年时期，他慢慢的变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他的庄园占地十五六亩，青砖围墙三尺多宽，一丈多高，四周还设有碉楼和箭垛。院内房间多达百余间，还有牲口棚和大型仓库。为保护这些财富，他雇佣了六十多名护院的炮手。
侯福才最引以为傲的是院子中央的那根索伦杆。这是一根两丈多高的木杆，顶端挂着一个金属锡碗。每天，他都会亲自往碗里放满牛肉，据说是为了祭祀精卫鸟。这在当地百姓看来，简直是暴殄天物。
就是这样一个富甲一方却又吝啬成性的人，在日军入侵时，竟做出了惊人之举。这一个故事，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侯福才的家族结构颇为复杂，这与他的婚姻生活紧密关联。他16岁就娶了正妻，随后又纳了两房小妾。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并不罕见，尤其对于像侯福才这样的富商来说，更是司空见惯。然而，侯家的情况却有些特殊。
侯福才虽然早早成家，但一直没有儿子。他的几个妻妾接连为他生了七八个女儿，却迟迟不见有男丁出生。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这无疑给侯福才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直到他30岁那年，三房小妾终于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侯全德。
侯全德的降生给侯家带来了欢乐，但也引发了家族内部的矛盾。侯福才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儿子宠爱有加，对侯全德的生母也倍加宠爱。这引起了其他两个妻子的不满，她们感觉自己被冷落了。最终，这两个妻子在一怒之下，各自带着女儿们分家另过。
侯福才对此似乎并不在意。他专心致志地培养侯全德，希望这个独子能够继承他的家业。然而，命运弄人。就在侯全德12岁左右时，他的母亲突然染病不起，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失去爱妻的打击并没有让侯福才消沉太久。他很快就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花重金买回一个比自己小二十几岁的小媳妇，希望她能再为自己生个儿子。这个决定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议论，有人说他是老来贪欢，有人则认为他是为了家族延续。
侯福才对自己的儿子侯全德可谓是倾注了全部心血。他请来当地最好的先生教导儿子读书识字，还亲自传授做生意的本领。侯全德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很快就展现出了过人的商业才能。在侯福才的精心栽培下，侯全德逐渐成长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商人。
然而，侯福才对儿子的宠爱并没有延伸到其他家人身上。他对自己的女儿们态度冷淡，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有传言说，他的女儿们出嫁后回娘家，连一顿像样的饭都吃不上。这种行为让侯福才在族人中的名声越发不好。
侯福才的姐姐也没能逃脱他吝啬的性格。有一次，姐姐的儿子被土匪绑架，要求一千大洋的赎金。姐姐哭求了侯福才整整两天两夜，但侯福才却始终不肯掏一分钱。这件事在族中传开后，让许多人对侯福才的为人深感失望。
尽管如此，侯福才的家族在当地仍然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的宅院占地广阔，房屋众多，光是看家护院的炮手就有六十多人。这样的规模在当时的集安县可谓是首屈一指。
侯福才家族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经济上，在政治上也有一定地位。虽然八旗子弟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但侯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仍然在当地保持着一定的话语权。县里的官员时常会来拜访侯福才，寻求他的支持。
然而，家族的兴盛并没有让侯福才改变他吝啬的性格。他依旧对金钱看得极重，甚至到了近乎偏执的地步。这种行为虽然让家族的财富不间断地积累，但也让他们与周围的乡亲们渐行渐远。
就在侯福才的家族看似蒸蒸日上之际，一场巨大的危机悄然而至。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即将踏入这片土地，而侯福才和他的家族，将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
侯福才的商业活动大多分布在在木材和药材两个领域，这两项业务为他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他的商业头脑敏锐，常常能在别人还没反应过来时就抓住机会。
在木材生意上，侯福才展现出了非凡的洞察力。他注意到，随着满洲里铁路的修建，木材需求量飞速增加。于是，他果断收购了附近几座山林的砍伐权。这个决定使他在短短几年内就赚得盆满钵满。他不仅向铁路公司供应木材，还将木材出口到俄罗斯，获得了可观的利润。
侯福才在木材生意上还有一个独特之处。他善于利用天灾人祸创造商机。有一年，附近的山林发生了一场大火，许多树木被烧焦。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些木头已经没有用处了，但侯福才却看到了机会。他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大量被烧焦的木材，然后巧妙地加工成木炭。这批木炭不仅质量上乘，价格还比普通木炭便宜，很快就在市场上销售一空。这一手段让侯福才赚得盆满钵满，也让人们对他的商业头脑有了新的认识。
在药材生意上，侯福才更是显示出了他的精明和胆识。他最引以为傲的一次交易发生在1920年代初。当时，一位老参客带着一根野山参来到他的店里。这根野山参有拇指粗细，长约七寸，形状如人，被称为＂人形参＂。老参客开价一万大洋，这在当时是一笔天文数字。
面对这样的价格，其他商人都望而却步。但侯福才却看出了其中的商机。他邀请老参客到家里做客，连续三天用美酒佳肴款待。第三天晚上，他趁老参客酒酣耳热之际，以两千大洋的价格成功买下了这根野山参。
这笔交易在当地引起了轩然。有人称赞侯福才有眼光，敢于冒险；也有人指责他趁人之危，不够光明正大。无论如何，这根野山参最终被侯福才以一万五千大洋的价格卖给了一位来自北平的富商，为他赚取了巨额利润。
除了木材和药材，侯福才还涉足别的行业。他开设了粮店、布庄，甚至还经营起了当铺。在他的经营下，这些生意都蒸蒸日上。特别是当铺，成为了他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当地人常说，＂宁可饿死，不去侯当借钱＂，可见他在放贷时的苛刻条件。
尽管侯福才的商业手段常常受到质疑，但毋庸置疑的是，他确实为当地经济做出了一定贡献。他的生意为许多人提供了工作机会，也带动了当地别的行业的发展。尤其是在药材贸易方面，他建立的商业网络甚至延伸到了朝鲜和日本。
然而，侯福才在商业上的成功并没有让他赢得多少尊重。相反，他吝啬的性格和苛刻的经商手段让他在当地声名狼藉。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猴头蘑＂，意为像猴头菇一样又丑又硬。
有一次，当地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许多农民颗粒无收。县长组织富商捐款赈灾，侯福才却只捐了十个大洋，这个数目甚至不及其他中等商户的一半。这件事更是让人对他的为人深感不齿。
尽管如此，侯福才的财富还是在不间断地积累。到了1930年代初，他慢慢的变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他的庄园占地十五六亩，青砖围墙高大坚固，四周还设有碉楼和箭垛。院内房间多达百余间，还有大型仓库存放各种货物。为保护这些财富，他雇佣了六十多名护院的炮手。
然而，命运的车轮正悄然转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日益膨胀。侯福才和他的家族，即将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
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以莫须有的理由炮轰沈阳北大营，随后迅速占领东北三省。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侯福才和他的家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起初，侯福才对日本人的到来并不太在意。他认为只要能保住自己的财产，无论是谁当政都无所谓。然而，现实很快就给了他当头一棒。日本军队进驻集安后，立即开始搜刮财富。他们以＂维持治安＂为名，向当地富商征收＂保护费＂。侯福才作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自然成为了日本人着重关注的对象。
一天，几名日本军官带着一队士兵来到侯福才的宅院。他们声称要检查是不是有藏匿的武器，但其实就是在搜刮财物。侯福才不得不打开自己的金库，让日本人挑选。那些军官们如获至宝，将大部分金银珠宝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这次＂检查＂让侯福才损失惨重，但他不敢有丝毫抱怨。
然而，这只是噩梦的开始。日本人很快就盯上了侯福才的木材生意。他们强行接管了侯福才的几座林场，声称这是为了＂保护森林资源＂。实际上，日本人开始大规模砍伐，将木材运往日本本土。侯福才眼睁睁看着自己多年经营的产业被他人占有，却无能为力。
药材生意也未能幸免。日本人宣布实行＂药材管制＂，所有药材交易一定要通过他们指定的渠道进行。这项政策直接切断了侯福才与外界的贸易联系，他辛苦建立的商业网络瞬间崩塌。
面对这种局面，侯福才试图与日本人周旋。他多次贿赂当地的日本官员，希望能保住自己的一部分产业。然而，这样的做法收效甚微。日本人收下了他的钱，却并没有履行承诺。相反，他们变本加厉地索取，让侯福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1933年，日本人在集安成立了伪满洲国的地方政府。他们要一些有声望的本地人来充当傀儡，以便更好地控制当地民众。侯福才因其富商身份被选中，被任命为伪政府的一名顾问。这个职位看似光鲜，实则是日本人用来控制他的工具。
侯福才对这个职位并不热衷，但他别无选择。如果拒绝，不仅会失去所有财产，甚至有可能危及性命。于是，他不得不戴上了汉奸的帽子，开始为日本人效力。
然而，即便如此，侯福才的处境也并未好转。日本人对他始终抱有戒心，常常借故刁难。有一次，他们甚至以＂通匪＂的罪名将侯福才关进了监狱，折磨了他整整一个月才放出来。这次经历让侯福才深感恐惧，从此对日本人更加唯唯诺诺。
与此同时，侯福才也渐渐失去了在当地的威信。曾经敬畏他的乡亲们开始用鄙夷的眼光看他，称他为＂汉奸＂、＂走狗＂。即便是他的一些亲戚，也开始与他保持距离，生怕被牵连。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侯福才的生活每况愈下。他的财富在日本人的搜刮下所剩无几，曾经辉煌的商业帝国也已名存实亡。到了1940年代初，昔日的富商侯福才，已经沦为了一个受人唾弃的可怜虫。
然而，历史的车轮仍在不停地转动。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末日也在悄然临近。对于侯福才来说，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当抗日力量开始反攻时，他将如何自处？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许连侯福才自己也无法回答。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条消息如同一声惊雷，震动了整个东北。对于侯福才来说，这既是解脱，也是新的灾难的开始。
随着日本人的撤离，侯福才失去了最后的庇护。他曾经在伪满洲国政府中担任职务的事实，让他成为了众矢之的。当地民众对他积压已久的怨恨终于爆发。一天夜里，一群愤怒的村民冲进了侯福才的宅院，将他曾经引以为傲的豪宅洗劫一空。侯福才和家人躲在地窖里，直到天亮才敢出来。
这次事件之后，侯福才想到自己在集安已经没办法立足。他决定带着残余的财产，举家迁往沈阳。然而，命运再次和他开了个玩笑。在前往沈阳的路上，他们遭遇了土匪。这伙土匪不由分说就抢走了侯福才所有的细软，连他妻子手上的金镯子都不放过。
到达沈阳后，侯福才发现这里的局势也不太平。国共两党正在为控制东北而争斗，战火随时有可能蔓延到城市。在这种情况下，侯福才不得不再次踏上逃亡之路。这一次，他选择了南下，希望能在上海找到一线年初，侯福才一家终于抵达上海。然而，这座繁华的大都市并没有给这个昔日的富商带来希望。相反，他发现了自己在这里更加无所适从。没有人脉，没有资源，曾经的商业才能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
为了维持生计，侯福才不得不做起了小本生意。他在一个街角租了个小摊位，卖起了杂货。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忙到深夜才能休息。这种生活对于曾经呼风唤雨的他来说，无疑是莫大的讽刺。
然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1949年，中国取得了全国胜利。新政权开始清算旧时代的＂罪人＂，侯福才因为曾在伪满洲国政府任职，被列入了＂汉奸＂名单。
1950年春，公安人员找到了侯福才。他被带到派出所接受审讯，所有的财产都被没收。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侯福才最终被定性为＂汉奸＂，但考虑到他在伪政权中并未担任重要职务，也没有直接迫害过同胞，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1955年，侯福才刑满释放。出狱后的他已经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身体因为长期劳动而大不如前。他本想回到集安老家，但考虑到自己在那里的名声，终究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没有了财产，没有了地位，甚至连亲人都离他而去，侯福才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他在上海的一个贫民窟里租了间小屋，靠做些零工维持生计。每天清晨，人们都能看到这一个佝偻的老人推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在街头巷尾收集废品。
侯福才的一生，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大戏。从贫苦农家子弟到显赫富商，再到沦落街头的拾荒者，他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他的故事，或许能给后人一些启示：在动荡的年代里，个人的命运往往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而那些靠投机取巧获得的财富，终究难逃历史的审判。